記者陳苗生/台北分析報導
民進黨歷史敘事背後的美中台日戰略角力
當中美元首於9/24於美國白宮國事訪問會晤時重新提到「二戰盟友」這四個字，看似只是兩國領導人回顧八十多年前的共同歷史，實際上卻迅速在台海兩岸引發另一場「歷史解釋權」之爭。
2026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談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強調二戰期間中美曾並肩抗擊法西斯侵略；白宮其後公布的相關內容，也提到兩國領導人回顧美國與中國在二戰期間曾是盟友。這一段歷史語言很快從中美外交場合延燒到兩岸政治，北京與台北分別提出截然不同的解讀。
《9月24日在為習近平夫婦舉行的歡迎儀式以及國宴致辭時，美中領導人均讚揚了兩國在二戰期間曾肩並肩的作戰友情。峰會結束後白宮發布的一份簡報以及中國外交部發布的中美八項共識都對此有相關記錄》
《日本投降後 中華民國政府的國軍在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進行了三年內戰 最終不敵敗北 於1949年撤退至台灣 但中華民國這一國號一直沿用至今》
北京在對抗戰的敘述中，一直以來都試圖強調中共的領導作用。2025年9月3日北京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說，「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打敗了日本侵略。而中國在官方的歷史敘事中，較少提及國民黨的國軍所發揮的作用。
北京方面將這段歷史放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台灣光復」的完整敘事；台灣陸委會則反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美國結盟、代表中國參與盟軍作戰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1949年才成立，因此不能以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取代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角色。
表面上，雙方爭論的是「誰才是當年的盟友」；更深層次來看，真正爭奪的卻是三件事情：誰有權解釋1945年、誰有權定義台灣戰後歷史，以及1945年的戰後秩序究竟能不能成為今天台灣問題政治與法理論述的一部分。
北京視角：二戰不是歷史懷舊 而是今日台灣問題的政治原點
《從北京的政策敘事觀察 中國大陸近年反覆強調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 目的並不僅是紀念戰爭。它實際具有非常鮮明的當代戰略功能》
北京試圖建立的邏輯鏈是：「日本侵華」「中國抗戰」—「中美共同反法西斯」—「日本戰敗」—「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回歸中國」—「戰後國際秩序」—「反對台獨」。因此北京今天重新強調「中美是二戰盟友」，真正要說服的對象甚至不完全是台灣，而包括美國、日本以及整個國際社會。
北京希望傳達的訊息是：今天的中美競爭，不應推翻1945年形成的戰後政治安排；美國如果支持台灣走向法理獨立，在北京的論述中，就不只是介入中國內政，而會被描述成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新改寫。
也正因如此，「二戰盟友」四個字才具有遠超一般歷史紀念的政治重量。
北京國台辦9月30日進一步提出其完整論述，主張抗戰勝利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歷史記憶，國民黨軍隊承擔正面戰場作戰，中共力量則開闢敵後戰場；北京同時把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連結起來，批評民進黨的相關歷史論述。
換句話說，北京現在並不是簡單宣稱「中共單獨打贏抗戰」，而是試圖把國民政府軍隊、中共抗日力量、海外華人以及台灣民眾的抗日歷史，全部納入一個更大的「中華民族共同抗戰」框架。
這也是北京與民進黨政府真正發生衝突的地方。
民進黨的歷史工程：從「中國抗戰史」轉向「台灣主體史」
若從北京立場分析，民進黨執政多年來真正推動的，並不是單純修改一個紀念日，而是一場更長期的「歷史座標轉換」。傳統中華民國史觀的核心，是1912年建國、北伐、抗日戰爭、1945年抗戰勝利及台灣戰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1949年政府遷台。
但是台灣本土化史觀更重視的歷史軸線，則往往是1895年日本統治開始、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社會、1945年戰後政權轉換、二二八事件、戒嚴、民主化、本土化，最後形成今日台灣的民主政治共同體。
兩套歷史並非所有內容都互相排斥，卻有截然不同的政治重心。前者把台灣放進近代中國史與中華民國史之中；後者則更傾向把「台灣本身」設定成歷史敘事的主體。這種差異到了政治層面，便不再只是歷史研究。
因為一旦新世代對自身歷史的認識主要從「台灣四百年史」開始，而中國近代史、八年抗戰、中華民國抗戰政府以及1945年戰後秩序逐漸成為次要背景，兩岸之間原本建立在民族、歷史與戰爭記憶上的連結自然可能逐漸弱化。
從北京角度來看，這正是所謂「文化台獨」「歷史台獨」論述的來源。北京認為，法理上的政治分離如果難以一步完成，便可能先從身份、文化、教育與歷史記憶著手，使下一代逐漸不再把中國近代史視為「自己的歷史」。
但必須指出，台灣方面對這種說法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支持本土史觀者認為，台灣過去的歷史教育過度以中國大陸政治史為中心，民主化之後增加台灣自身歷史、原住民族、日本殖民時期及戰後民主化經驗，是對過去失衡的修正，而不是北京所稱的「去中國化」。因此，這是一場真正的歷史觀與國家認同競爭。
「中華民國才是二戰盟友」北京難迴避的一道歷史問題 ?
《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的二戰論述也存在一個無法完全繞開的歷史問題》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尚未成立。當時國際法與外交上代表中國的政府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是蔣中正，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正式外交與軍事合作也是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
因此台灣陸委會此次反擊北京時，抓住的正是這一點，明確表示二戰時期「中華民國才是美國盟友」。駐美代表俞大㵢也公開以飛虎隊等歷史材料說明，美國當年合作的對象是中華民國政府 ? 這是歷史事實層次上不能被省略的一環 ?
然而北京採取的回答則是另一套國家繼承邏輯：1949年發生的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政權更替，而不是「中國」這個國際法主體消失，因此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北京所主張的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有權承接「中國」在二戰中的國家歷史。這也正是兩岸爭論最關鍵的分水嶺。台北強調的是「當年的政府是誰」；北京強調的是「當年的國家是中國」。一方從政權延續性出發，一方從國家主體延續性出發。因此雙方其實並不完全在回答同一道問題。
更大的戰略盤算：北京真正想說服的是華盛頓
《如果只把這場爭論理解成國共抗戰功勞之爭 恐怕低估了北京此次重新提出「二戰盟友」的國際政治目的》
今天北京面對的最大戰略壓力，是美國逐步強化印太盟友體系，日本提升防衛能力，美日韓安全合作深化，美菲軍事合作增加，以及台灣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重要性持續升高。
在這種環境下，北京重新召喚1941年至1945年的「中美共同抗日」記憶，其外交訊息相當清楚：中國與美國並非天生敵人。真正讓兩國曾經並肩作戰的共同敵人，是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侵略。這套歷史語言如果進一步延伸，就會碰到今天最敏感的中日關係。
北京可以藉此向華盛頓提出一個具有象徵性的問題：如果80年前美國與中國共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那麼80年後，美國為什麼反而把日本建構成印太安全體系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這顯然不是要求美國拋棄日本，在現實國際政治上幾乎不可能，而是試圖利用歷史記憶，在美日同盟的道德敘事中打入一個楔子。
台灣陸委會也注意到了這一層，因此在10月2日對川習會的分析中特別指稱，北京刻意宣傳中美二戰盟友歷史，並將之與所謂「新型軍國主義」及台灣問題連結，意圖影響美日及台美關係。這至少證明，台北同樣把此次二戰論述視為當代地緣政治操作，而不只是歷史口水戰。
台灣問題因此被放進「1945秩序」與「2026秩序」的競爭
《真正值得台灣社會注意的 也許不是北京與民進黨誰的政治口號比較響亮 而是台灣問題正在從單純的兩岸關係 被重新放進國際秩序競爭之中》
北京試圖建立「1945秩序」。華盛頓則更重視今日印太安全秩序、台海和平穩定與反對片面改變現狀。民進黨政府則強調台灣民主化後形成的政治主體性，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並把民主制度、台灣人民選擇以及當前政治現實放在歷史主權敘事之前。陸委會此次即再次公開表達這一立場。
所以真正碰撞的已經是三套邏輯：北京談的是歷史、主權與國家統一；台北談的是民主、現狀與台灣人民政治選擇；華盛頓談的則是區域穩定、嚇阻、盟友體系與美國國家利益。三套邏輯彼此交錯，才形成今天的台海困局。
光復節之爭，本質上就是「台灣從哪裡來」之爭
《台灣「光復」這個詞之所以高度政治化 原因正在於它直接碰觸台灣戰後地位與國家認同》
對北京而言，1945年的意義非常清楚：日本戰敗、殖民統治結束、台灣回到中國版圖，因此「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反對台獨」是一條連續的歷史線。
但對台灣部分本土史觀而言，1945年更常被描述為「戰後接收」或「政權轉換」，其關注焦點包括日本殖民統治終結之後台灣社會如何面對新的統治體制，以及其後的二二八、戒嚴、民主化與本土化。詞彙不同，背後就是國家觀不同。「光復」隱含回歸。「接收」偏向行政行為。「戰後政權轉換」則刻意降低民族國家歸屬的預設。
所以兩岸真正爭奪的甚至不是1945年發生了什麼，而是「1945年應該如何被命名」。而誰掌握命名權，誰就可能影響下一代如何理解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值得補充的是，今日若再說民進黨政府已經「取消光復節」，並不符合目前制度現況。台灣立法院2025年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後，10月25日「臺灣光復暨金門古寧頭大捷紀念日」已成為國定假日；2026年的政府行事曆也將其列入。因此，更精確的批判應放在「歷史詮釋與政治定位」的差異，而不是宣稱目前已不存在這個紀念日。
北京批判民進黨的真正焦點：從「去中國化」走向「安全靠美、戰略聯日」
《若完全站在北京戰略視角觀察 民進黨最令北京警戒的並不是某一次紀念活動辦不辦 ? 而是台灣的身份政治、外交政策與安全戰略正在形成相互支撐的台獨思維結構》
在北京眼中，其邏輯大致是：歷史上弱化中國認同；政治上強調台灣主體；外交上深化美台關係；安全上強化與美日合作；社會上塑造中國大陸威脅認知；最後讓「親美、友日、抗中」成為選舉政治可以持續動員的安全論述。
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對民進黨所謂「倚美謀獨」「以武謀獨」的批評，從來不只是外交政策批評，而會一路延伸至歷史、教育、文化與身份認同。
因為從北京的國家統一戰略來看，一旦台灣多數人口不再認為自己與中國大陸共享任何民族、歷史甚至戰爭記憶，那麼即使法律文字沒有宣布台灣獨立，兩岸心理上的政治距離仍可能持續擴大。這才是北京真正擔憂的長期趨勢。
但北京也面臨自身的歷史敘事矛盾 ?
《然而 若北京希望以二戰歷史重新爭取台灣社會認同 也不能忽略自身敘事中的難題》
第一，中華民國政府是二戰中國戰區主要政府與盟軍成員，這一點是否因1949年政權更替而從歷史敘述中消失。
第二，中共敵後抗戰確實是抗日戰爭的一部分，但國民政府正面戰場付出的巨大軍事犧牲，同樣也不能被弱化。
第三，北京若強調「共同歷史」就必須回答為何兩岸今日仍缺乏基本政治互信，或只因民進黨當局台獨去中化不斷。
第四，歷史共同體並不會自動轉化成現代政治認同。台灣經過數十年民主化之後，選舉、政黨輪替、公民社會與本土認同已經成為現實政治的一部分，這也是長久分治的政治現實必然。
因此，北京若只靠歷史論述，而不能降低軍事壓力、增加兩岸民間交流並建立政治互信，「共同抗戰史」未必足以轉化成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整合的支持。這也是北京在對台工作上須面對的兩岸現實。
結語：爭的不是八十年前，而是未來台灣屬於哪一套國際政治敘事
《從這次中美元首會晤重新提起「二戰盟友」可以看到 中美台三方已經把歷史變成地緣政治的一部分》
北京重新召喚1945，是希望證明台灣問題源自中國近代史與二戰後國際秩序，不能被切割成一個與中國毫無歷史關係的新國家問題。
民進黨政府強調民主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是希望把決定台灣政治未來的權力放在今天2300萬人民的民主選擇，而不是由80年前的戰爭結果決定。
美國則處於兩套論述之間：它可以承認二戰時美國與「中國」確實是盟友，也可以紀念飛虎隊與中國戰場的共同犧牲，但這並不等於華盛頓接受北京對今日台灣問題的全部政治與法律解釋。
因此，「二戰盟友」四個字真正值得觀察的地方，不在歷史課本，而在未來的美中戰略談判桌。從北京角度而言，這場論述戰的核心問題是：台灣究竟能否把自己的1945年，從整個中國抗戰史與二戰戰後秩序中完全切割出去？從台北角度而言，問題則完全相反：80年前的中國歷史，是否有權凌駕今天台灣人民透過民主制度形成的政治意志？
而對華盛頓來說，真正需要處理的問題恐怕更現實—如何在不接受北京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同時，又避免美中競爭最終演變成另一場無法控制的軍事衝突。因此，2026年的「二戰盟友」之爭，表面回望1945年，實際爭奪的卻是2030年代乃至更長遠的西太平洋秩序。
歷史從來沒有真正離開台海。當北京談「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台北談「民主台灣」與「互不隸屬」，華盛頓談「台海和平穩定」，東京談「日本安全與台海有事」，各方其實都在用不同的歷史語言回答同一個21世紀最敏感的地緣政治問題：
台灣的未來，究竟應由1945年的戰後秩序來界定，還是由今天的國際力量結構與台灣民主政治來決定？這才是「二戰盟友」四個字重新出現在中美元首外交場合後，真正值得全球華人乃至整個國際社會深思的戰略意義與思維模式及兩岸共同語言。（圖片來源：取自 DW/BBC/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