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苗生/綜合報導
瑞銀（UBS）日前發布亞太經濟展望，將台灣2026年全年GDP成長率預測上調至11%，若此數字成真，將是台灣自1987年以來最強勁的一年。中華經濟研究院預測亦達10.35%，各機構競相上修之際，台灣的總體經濟成就確實令人矚目。但就在同一天，媒體另一則報導卻揭示截然不同的現實，台灣有近七成勞工月薪不足4萬元，「青貧族」成為世代標誌，體感貧窮與帳面繁榮之間的鴻溝，正愈來愈難以迴避。
台灣此波成長動能，幾乎清一色來自AI供應鏈。半導體、伺服器、先進封裝等高科技製造，構成出口引擎的核心。台積電等龍頭企業員工年終獎金動輒數十萬，資本市場財富效果拉動消費，確實帶動整體數字亮眼。
問題在於這些直接受惠的產業加總，僱用人數不過90萬左右，僅占全體受僱人口的一成。反觀服務業，吸納超過500萬勞工，占比逾六成，但這些行業與AI熱潮的連動程度遠遠低得多。餐飲、零售、批發、照護等民生服務業，薪資成長幾乎感受不到半導體榮景的餘波。
這是台灣央行總裁楊金龍所示警的「K型經濟」，高科技族群所得與資產快速累積，其餘族群原地踏步，兩條軌道背道而馳。依據主計總處資料，前20%高所得家庭的可支配所得，約為後20%的六倍；若將資產一併計入，差距更擴大至67倍。在GDP高速成長的同年，這樣的數字並存，正是台灣經濟最刺眼的矛盾。
在傳統的成長理論中，高速擴張終將帶動就業、帶動薪資，讓紅利逐步向下滲透。但台灣當前的成長模式，傳遞機制卻出現嚴重阻礙。首先，AI驅動的成長屬於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就業創造效應遠低於過去製造業擴張的時代。台積電斥資數千億擴廠，直接增加的就業人數相對有限，相比之下，過去一座工廠動輒帶動上千家供應商、數萬名工人的乘數效果，在當今先進製程時代已大幅縮水。
其次，服務業的低薪結構，並非景氣好轉就能自然解決。台灣服務業長期偏重內需、規模小、生產力提升緩慢，缺乏向上提升薪資的條件。GDP成長亮眼，卻未能推升服務業的整體議價能力，低薪困境依然如故。
第三，財富效果雖然擴大消費，但消費力道的釋放集中在已持有股票與不動產者。台灣家庭資產分布嚴重不均，沒有持股、沒有房產的年輕世代與中低收入家庭，面對的是物價上漲侵蝕實質購買力，而非股市財富帶來的消費自信。
面對K型分配，政府目前的主要工具，仍以最低工資調升為核心。2026年最低工資月薪已達29,500元，預計明年可能再調升逾5%。調升最低工資立意良善，有助於壓縮底層薪資差距，但若缺乏配套，效果終究有限，甚至可能對中小企業形成壓力，反而壓抑就業。
真正能讓成長紅利擴散的政策，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第一，加速非科技產業的數位轉型與生產力升級。台灣服務業的低薪根源，在於生產力長期偏低。若能透過政策引導，協助餐飲、零售、物流等傳統行業導入自動化與數位工具，提升附加價值，才是拉抬薪資的治本之道。過去的補助計畫力道不足、散落各部會，缺乏整合性的國家戰略，應予強化整合。
第二，建立勞動所得的制度性保障，超越最低工資框架。日本、德國、南韓等國均有不同形式的利潤分享或員工持股制度，讓一般員工得以分享企業成長成果。台灣在這方面的制度設計相對薄弱，高科技企業員工分紅入股已是慣例，但多數中低薪資勞工毫無此機制。政府應研議擴大員工持股信託的稅賦優惠，並推動上市公司強化員工利潤分享揭露義務。
第三，重新審視AI相關財政紅利的再分配機制。當AI榮景帶動企業獲利與資本利得大幅攀升，政府稅收亦隨之增長，但這些財源是否有效轉向強化社會安全網、縮短數位技能落差、以及投資中低收入族群的就業能力，攸關分配正義能否落地。若只是讓財政盈餘數字好看，而未能有效再分配，便是辜負了這波成長紅利。
台灣能夠在AI時代站上供應鏈最關鍵節點，是多年技術積累與企業努力的成果，值得珍惜，也值得繼續深耕。但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不能只有亮眼的總量數字，更需要確保大多數人都能在成長中感受到真實的生活改善，而非只見於數字報表的冰冷紀錄。（圖片/新聞來源：經濟日報/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