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苗生/綜合報導
今天的台灣，位於半導體世界的頂峰地位。究竟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政策的必然？作為50年前第一批在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受訓的先驅，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張忠謀講座教授史欽泰站在當前全球產業重組的十字路口直言，台灣半導體的崛起從來不是單打獨鬥的神話，是在1960年代美援中止的生存危機中，從時任經濟部長的李國鼎提出「如何把全球化資金引進台灣？」後於1966年成立加工出口區銜接，透過官員摸索、跨部會體制突破，及「成就客戶」的利他DNA，在全球賽局中淬鍊出的不可替代性。
一生精華都與工研院共處的史欽泰，是台灣半導體的第一代工程師，直到擔任工研院院長才退休。他在接受工商時報專訪時說，回看那段歷程，最在意的不是「買到什麼技術」，而是台灣是否學會了把技術、制度、管理與人才一起做成產業。從RCA技轉、工研院示範工廠、竹科設立，到晶圓代工模式成形，台灣走的不是複製大廠之路，是把有限資源轉化為系統能力。工研院則是承接政策、培育人才的火車頭。史欽泰所見證的，正是這部火車如何把一節節原本分散的車廂接起來，最後形成產業。
台灣半導體能從萌芽走向成形，關鍵不只在企業，更在政策與機構設計。工研院、電子所、新竹科學園區、國家次微米元件實驗室、晶片設計製作中心，這些看似分散的名詞，串起來其實是一條完整的產業培育路徑，把高門檻技術轉成可學、可做、可擴散的公共基礎。
一切都從小欣欣豆漿店開始…
半導體本來就不是孤立工業。晶圓製造背後有設計、設備、材料、封測、測試，也有電腦、伺服器與資料中心等需求端拉動。早期電子產業發展框架的建立，是一切的起點，都源自1974年2月7日，7位核心人物在台北市南陽街40號的「小欣欣豆漿店」召開的簡單的早餐會，決定由工研院執行，啟動「RCA半導體技術引進計畫」。
史欽泰憶及曾向一位法國人提起，對方驚呼那七個人就是「Magnificiant 7（關鍵七人）！」：即孫運璿（時任經濟部長）、潘文淵（時任曾任RCA微波研究室主任）、高玉樹（時任交通部長）、費驊（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王兆振（時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方賢齊（時任電信總局局長）及康寶煌（時任交通部電信研究所所長），即跨部會的決策整合，在當時極具效率。
在學者專家的協助下，清大科管學院的學術環境提供最好的史事整理。他說，1970年代的工研院與電子所，讓台灣首度有了技術轉譯平台；示範工廠則把研發能力變成量產經驗。至1980年代，新竹科學園區提供租稅、土地與基礎設施，讓人才與企業開始聚集。1990年代以後，國家次微米元件實驗室與晶片設計製作中心進一步降低學界與業界進入IC設計的門檻，讓創新不再只掌握在少數大廠手中。這些政策安排的重要性，在於它們不只是補助，而是在建構一個能夠不斷孕育新公司的環境。
史欽泰的觀點，正好說明這段歷史的核心：半導體不是靠某一次偶然成功，而是靠制度長期堆疊出來。在這部份，須了解當時有很多制度化的引進，最關鍵的就是「近代工程學術研討會」，即如潘文淵受當時政府邀請放棄美國職位，返台為國效力，協助美國工程師學會與由政府首長負責的「近代工程學術研討會」對接，讓政府諮詢及業界追求新知，摸索出台灣新的產業發展方向。
當政府願意把基礎建設、研發體系與人才培育放在同一張藍圖上，產業就不只是單點發展，是能夠沿著制度軌道持續往上走。台灣半導體之後能從製造延伸到設計、封測與系統應用，正因路早在很久前就鋪好。台灣的半導體與電腦產業一直分不開，周邊供應鏈與終端應用彼此互相拉抬，才形成今天的規模。
當晶片成全球地緣政治與AI競逐的核心資源，這段歷史不只是回顧，更是在回答今天台灣為何能站在世界供應鏈關鍵。史欽泰認同台灣受地緣政治牽動不可免，資源無法與美中相比，但他強調，走過這段歷史，「台灣成長最快的時候，永遠是我們的夥伴在幫助我們，不是自己變得這麼繁榮的，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台灣的厲害來自於很會交朋友。所以全球化的過程，讓我們真的去認識很多朋友且互相leverage（借力使力）。」
展望未來，史欽泰也強調，走過半世紀，台灣產業及半導體業的發展，是基於政府決策加上台灣人的創新精神而創造出來的，這並非一家公司可以獨立完成，均由周邊環境共同撐起，服務業是台灣很重要的DNA，且是由很多中小企業來完成，從此形成分不開的生態系。再來就是，半導體發展告訴我們的道理是，一種永不稱王的心態。（圖片/新聞來源：工商時報/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