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苗生/綜合報導
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因宣布緊急戒嚴而被控內亂首謀，一審檢方竟求處死刑，引爆韓國社會對「總統能否逾越憲政紅線」的激烈辯論。尹錫悅辯稱戒嚴僅數小時、旨在「喚醒國民」，卻引來超大型特檢組與全面追訴。在野黨視之為濫權，執政陣營則將訴追形容為「政治清算」。而此一事件提醒世人，任何倚靠國家暴力、繞過正常程序的非常手段，即使標榜「愛國」、強調「危機」，最終都難逃以民主規範檢驗的命運。
放眼臺灣，總統賴清德及民進黨也屢以「國家安全」之名，對在野黨提出無端指控，包括質疑朝野爭辯國防預算時，聲稱在野黨「與北京唱和」、甚至影射「協力亡國」。表面上，賴政府只是在強化危機意識；實質上，若將不同立場輕率貼上「敵人」標籤，就可能蠶食公共討論的寬容空間，使言論自由在無形中受挫。當在野黨因不支持特定預算而被指「圖利敵國」，政治攻防便從理性政策辯論，變成無端的謾罵與政治造謠。
民主體系運作需三道防線，包含憲法文本、制度制衡、與公民社會。韓國案例顯示，第一與第二道防線若遭行政權踰越，第三道防線便會以強烈反撲回應。臺灣雖擁有獨立司法院、立法院質詢與彈劾機制，但若執政者長期訴諸「外部威脅」來鞏固權力、弱化朝野協商，朝向「民選威權」的斜坡仍可能悄然成形。
賴清德現已面臨在野黨提出彈劾程序，這既是政治攻防，也是檢驗制度韌性的壓力測試。立院是否能在程序正義中審酌事證？司法院是否挺身守護憲政秩序？公民社會是否能超越陣營，要求資訊透明？都在考驗著台灣未來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否已經被野心政客隱身為獨裁工具了。
賴政府的政治語言之所以逐漸高分貝，有兩個結構性誘因。其一，地緣戰略環境惡化，執政者愈傾向以「備戰」框架凝聚支持；其二，是台灣內部治理挑戰疊加，容易使政府將外部威脅放大，轉移政策層面的質疑。但凡國家領導人動輒指控異議勢力為「裡應外合」，就在政治光譜擴散「敵我二分」邏輯。長此以往，政府對媒體、學術、司法的人事與預算掌控，都可能以「安全」之名的正當化，台灣的民主前途才真正令人擔憂。
從尹錫悅實施戒嚴，到賴清德的以國安威脅對在野黨濫刑濫訴，我們看到民主制度正面臨崩潰的危機，在威權陰影猶存、外部威脅真實存在之際，如何避免國家機器再度被「非常手段」綁架？答案終歸在於制度與公民成熟度的交互作用。在野黨提出的彈劾案不應流於政治秀，而是一次重申程序正義的契機；對執政者而言，安全敘事若逾越比例、濫用「敵我」框架，將損其民主合法性。
唯有尊重憲政分際、擁抱透明問責，才能避免重蹈韓國今日的政治撕裂與司法風暴。民主之舟，要靠執政與在野雙槳同時顧及航向與平衡，任何一方若試圖以「非常」之名扭轉遊戲規則，都可能把整艘船帶往獨裁的暗流之中。
尹錫悅事件提醒賴政府，一旦觸及戒嚴等非常權，社會與司法的容忍度幾近歸零；再短也可能被視為對憲政秩序的致命挑戰。將此鏡照向台灣，國防強化與對外威脅評估是合理的治國重心，但任何指控在野黨「不支持國防」、「與他國勾連」都應被置於證據與程序的基礎上。民主韌性的本質不在於誰說得更激烈，而在於是否願意在透明、可審查、可修正的制度框架下做艱難決策。（新聞/圖片來源：工黨創黨主席、前立委 現任海潮智庫創辦人王義雄）
